在古代希腊神话中，传颂着普罗米修斯凭着智慧和勇敢，从太阳神处盗来火种，为人类带来温暖和光明的故事。李大钊就是近代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在北洋军阀恐怖统治下，“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以开拓者的无畏姿态，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作为“拯救中国的导星”，并为此献出生命。
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面对“国势危迫”，1913年冬，24岁的李大钊抱着再造“理想之中华”的信念，东渡日本，寻求救国良策。留日期间，他认真研读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幸德秋水等人的著作，从中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1916年5月，李大钊归国，办了一年多报纸后，于1917年底接受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的聘请，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有着崇高的人格魅力，他面含微笑，儒雅质朴，知识渊博，有激情如火的爱国情感，又热心关注提携青年才俊，使他很快成为进步青年的精神导师，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这是中国最早的欢呼十月革命胜利的文章。他盛赞十月革命不同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它是社会主义革命，给世界带来“新文明的曙光”，国人当“翘首以迎”、“倾耳以迎”，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11月29日，李大钊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登台演讲《庶民的胜利》，歌颂十月革命是“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被压迫的阶级和民族掌握自己命运的开始，“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然而他意犹未尽，接着他又在《新青年》上刊发《Bolshevism的胜利》。他满怀激情地告诉国人，布尔什维克党是劳工阶级的党，“他们的主义，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其目的就是打破资本主义旧制度，“凡障阻这运动的进路的”，必被这“滔滔滚滚”的潮流“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自信地指出，社会主义的胜利将不可阻挡，“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些文章和演说是中国最早一批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篇章，极大地促进了国人觉醒，给在彷徨求索中的中国人指明了奋斗方向。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李大钊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其中，为之鼓与呼。在这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他目睹了初登历史舞台的中国无产阶级迸发出的伟大力量，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作为工人运动的精神武器。1919年9月和11月，他在《新青年》第6卷第5、6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中国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并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篇中国人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不仅标识着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也标志着李大钊从此确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个播种者，也是坚定的捍卫者。1919年7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公开攻击宣传马克思主义是“阿狗阿猫”都能干的事，认为空谈主义无用，不如多研究些问题。面对胡适等人的指责和攻击，李大钊针锋相对，批驳了他们的谬论，旗帜鲜明地指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进行彻底的解决。此外，李大钊还在“社会主义论战”中击退了梁启超、张东荪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向马克思主义的进攻。同时，对黄凌霜、区声白等人鼓吹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和批判。
在五四时期新旧文化思潮的大激荡、大震动中，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传播的主流。李大钊在中国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传递给一批奋发探索的爱国志士。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中国共产党在砥砺前行中，终将这星星之火，烧成了燎原大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