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上海市成都北路7弄30号，有一栋典型的石库门式样建筑，外墙青红砖交错，镶嵌白色粉线，门楣上雕有矾红色的“腾蛟起凤”四个大字。在旧上海的租界中，这不过是座极寻常的建筑。然而，在1922年的炎炎夏日，就是在极寻常的弄堂里，却发生了极不寻常的故事。还在幼年中的共产党人不畏白色恐怖，在这里召开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老弄堂里立章程，定纲领，指引着党走向成熟，走向壮大，走向胜利。
走的再远，也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1921年7月，苦难的中国历史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应运诞生，从此，中国的革命焕然一新。在党诞生一周年之际，党员人数由一大时的50余人发展到195人，第一次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宣传、青年、群众工作也颇有成效。然而，帝国主义也召开“华盛顿会议”，中国再度“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封建军阀在各自的主子指使下既争权夺利，又联合镇压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内外部环境在变化，年轻的共产党人必须认清国情，立足党情，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得道者多助。1922年初，党还派张国焘、王尽美、高君宇、邓培等人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列宁还抱病接见了张国焘、邓培及国民党代表张秋白等人，希望国共两党能携手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1922年6月15日，陈独秀代表中央局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公开发表的重要政治声明。明确提出了党应时顺势，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同封建军阀与列强进行斗争。
1922年7月12日，就在党的“二大”开幕前几天，危险又接踵而至。位于上海的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突然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捕，形势危急。有人劝说陈独秀离开上海，暂时躲避。但二大召开在即，陈独秀既要主持会议，又要做工作报告，他怎能只顾个人安危而撒手不管呢？便若无其事地说：“我陈独秀被捕坐牢，也不是头一回了。他要抓就抓吧。”
1922年7月16日，党的“二大”在上海当时还是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的弄堂里如期召开，这里是李达的寓所，也是党的第一个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的社址。会场非常朴素简陋，临时加了几张凳子，桌子不够用，就找了两只柳条箱放在窗口，上面铺一块布，当桌子用。屋里还堆积着不少柴禾堆里，里面藏着一本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等12人。本来毛泽东也该参会，但在开会前他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又忘记了开会的地点，也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与这次会议失之交臂。
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大会决定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尽量减少全体会议的次数，每次全体会议都要更换地点，而小会基本安排在党员家中。至23日大会闭幕的八天里，共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期间，陈独秀主持会议，并在张国焘、蔡和森的帮助下，花了两天时间亲自执笔起草了大会宣言。
党的“二大”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它制定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制定了最终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与现实斗争目标的“最低纲领”，明确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即民主联合战线思想，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正是这一连串的第一，凸显了还处在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就已经能够坚实地站在中国大地上，在实践中把握时代脉搏，开始独立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党的第一部章程的产生也表明党的创建工作最后完成。从此，这个年轻的政党有了自己的立党之本和最高的政治行为规范。
从上海的老弄堂里出发，即使道路漫长而又艰辛曲折，中国共产党从没忘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迈向了更广阔的历史时空。
